我自1949年10月進入外交部亞洲司工作后，一直分管南亞地區事務，特別是印度，直到1979年從駐印度使館調回國，前后整整30年。印度是與我毗鄰的大國。新中國成立后，印度是同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的第一個國家，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個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在50年代，兩國關系十分友好，是當時我國對外工作重點之一。印度是周恩來總理出訪的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尼赫魯總理也是第一位來華訪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雖然1959年至1962年間因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兩國關系有過一段曲折，但到70年代終又得到改善，恢復友好。在中印關系的發展中，周總理積極維護中印友好，對印度以團結爭取為主，對其某些消極面采取適當批評和斗爭，有理、有利、有節，正確處理了兩國關系，其貢獻是巨大和突出的。

通過印度 警告美國

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政府很快提出了首任駐華大使的人選，征求我國同意。他就是印度原駐國民黨政府的大使K?M?潘尼迦先生。潘尼迦先生是位學者，深得尼赫魯總理的賞識。我把他的簡歷和政治態度寫了個材料，供部務會議討論時參考。喬冠華代司長（政務院正式任命的亞洲司司長沈端先即夏衍一直未上任）后來告訴我說，總理看后認為情況基本清楚，決定同意印方任命。潘尼迦大使上任后，總理指示要多做他的工作，后來外交部根據他的愛好，同意并安排他去敦煌和麥積山等地參觀，使他對中國產生好感，后來他在促進中印關系上起過良好的作用。

在積極爭取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上，周總理在政策思想上一開始就十分明確。1952年4月召開第一次駐外使節會議時，駐印度大使袁仲賢等一些駐外使節認為，印度等東南亞國家（當時把南亞也算在東南亞范圍），形式上雖獨立了，而實質上還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偫懋敿刺岢鲞@種看法是不切合實際的。他說：這些國家過去雖然是殖民地，而現在政治上已獨立了，有自己的國會和政府，由當地資產階級來統治，怎么還能說他們是殖民地呢。只有由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才是殖民地。東南亞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同帝國主義有矛盾，我們要積極爭取它們，使它們保持和平中立。50年代中期，在張聞天常務副部長的主持下，外交部曾根據總理這一思想，制定了《對東南亞民族主義國家的方針和政策》等文件。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進行武裝干涉，在仁川登陸并加速向北推進，威脅到我國安全。中國決定通過外交途徑向美國提出警告。由于當時中美沒有外交關系，就通過印度傳話。10月3日凌晨1時，周總理緊急約見印度大使潘尼迦，亞洲司副司長陳家康前往印度大使官邸陪同潘尼迦直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要印度傳話的主要內容是：“美軍如越過三八線，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倍渲嘘P鍵字是一個“管”。這個中文字眼不大好翻譯，用詞輕了，美方可能不清楚我方的意圖。所以總理事先要譯員即他的外事秘書浦壽昌斟酌，要譯得恰當。浦壽昌采用了“intervene”一詞，也就是說中國要介入和干預，這樣把我方意圖說得很清楚?？偫碓谕《却笫沟恼勗捴羞€說：“我們主張和平解決，使朝鮮問題地方化，也就是不使美軍的侵略行動擴大成為世界性的事件”。這個談話內容很快由印度傳到美國，美方竟采取無視的態度，美軍悍然于10月7日越過三八線。杜魯門總統后來在其回憶錄中說：“潘尼迦大使不是公正的觀察家，他的話充其量不過是共產黨的傳聲筒?！?/span>

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印度政府令人遺憾地采取了反對和阻撓的態度。中國政府為了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嚴正申明：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的干涉都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力謀同印度保持友好關系，懇切地表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業和文化關系，可以循著正常的外交途徑獲得適當的互利的解決。這一年年底，17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移住到亞東，準備逃往印度。1951年3月21日，周總理約見潘尼迦大使，指出：“達賴已在亞東，希望他不要離開西藏，這樣對他是有好處的。我們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達賴作為西藏的宗教、政治領袖來進行談判。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如果達賴不走，經過談判解決，解放軍可以和平進入西藏，達賴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關系亦可增進一步。如達賴去了印度，就會在中印關系上造成一種陰影，因此，印度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對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響的?！焙髞碛》酱饛椭袊饨徊浚河《炔还膭钸_賴離開西藏，可勸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決定要去，將按國際慣例給予避難。5月23日，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達賴也在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的勸說下，從亞東回到了拉薩。

但中國和印度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尚需經過談判解決。1952年6月14日，周總理向潘尼迦大使指出：“中國同印度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的現存情況，是英國過去侵略中國過程中遺留下來的痕跡。對于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沒有責任的。英國政府與舊中國基于不平等條約而產生的特權，現在已不復存在了。因此，新中國與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要通過協商重新建立起來”。經過雙方商量，中印談判終于在1953年12月31日在北京舉行。那一天周總理在西花廳接見了中印雙方政府代表團的全體成員。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印方首席代表是第二任駐華大使賴嘉文。譯員是外交部情報司即今新聞司的陳輝。在這次會見中，周總理提出了后來舉世聞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只要根據這些原則，（中印間）任何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印方同意以此五項原則作為指導談判的原則。1954年元旦，周總理也不休息，以他自己的名義向中央寫了中印談判方案的請示報告，其中一一列出上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提出談判要先易后難的方針，這次只談判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談邊界問題，以便談判容易達成協議。印度在西藏所沿襲的各種特權應該取消，但便利于貿易和朝圣的慣例，凡不損及中國主權的，可以適當保留。談判方案得到中央批準。經過雙方4個月的談判，終于在4月29日達成協議，簽署了《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和換文。協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定為指導兩國關系的準則。

訪問印度和爭取達賴

1954年6月，周總理利用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團長休會的空隙訪問了印度，受到印方隆重接待和數10萬群眾的熱烈歡迎。印方提供了一份有100多部影片的名單，請周總理挑選欣賞。周總理只挑了《詹西女皇》這一部反映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的愛國影片，以表達對這位女英雄的敬意。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共同倡議：“不僅在中印關系中，而且在一般國際關系中，都適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度共產黨機關報《新世紀》周刊以整個版面刊登了周總理在印度名勝泰姬陵前，面帶笑容，脖子上掛滿花環向歡迎群眾雙手合十致意的巨幅照片。一時印度掀起中印友好的熱潮，到處響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舍德巴”（五項原則萬歲）的歡呼聲。

同年10月，尼赫魯總理來華進行長達12天的正式訪問。周總理對這次訪問十分重視，親自作了周密安排。他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一次干部會議，凡是同接待工作有關的人士都請到了，禮堂擠得滿滿的。周總理詳細地談了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的意義，我們的接待方針和注意事項?？偟木袷且獰崆橛押?，同時要實事求是。整個講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在訪問期間，毛澤東主席同尼赫魯總理進行了四次談話，兩國總理會談多次。凡是尼赫魯要見的各方面人士都進行了安排。尼赫魯來訪前總理點名要外交部的喬冠華和陳家康兩人起草他在歡迎宴會上的講話稿，兩人逐句口授，由我筆錄。講話稿對尼赫魯總理作了高度評價，稱他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39年8月尼赫魯曾作為國大黨領袖到中國重慶進行10天友好訪問）。這次訪問對增進中印高層領導人間相互了解起著了良好的作用。

1956年11月至12月，周總理應邀第二次訪問印度，受到同樣隆重熱烈的接待和歡迎。但這時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的陰影已經初露端倪。在火車上，周總理告訴尼赫魯，中緬將談判解決兩國邊界問題，并誠懇地說明中國政府對于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的態度。關于中印東段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周總理說，這條界線是非法的，是從來沒有為歷屆中國政府所承認的。盡管如此，為了保證邊境的安寧和照顧到兩國的友好關系，中國軍政人員將嚴格不越過此線，并表示希望以后能找出解決東段邊界的適當辦法。然而尼赫魯對中印邊界卻始終采取不容討論的態度。當時達賴和班禪也在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一些逃亡印度的西藏反動分子企圖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倫堡組織請愿，留阻達賴，不讓他回西藏。12月底，正在訪印的周總理對此同尼赫魯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談話，要尼赫魯注意這一情況。尼赫魯表示將注意防止發生亂子，如發生他要采取措施禁止。周總理立即向達賴傳達了他同尼赫魯總理的談話，然后又會見達賴的隨行人員，嚴正指出：達賴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來印度。把達賴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了達賴，也是害了西藏。如把達賴留下來，西藏的工作不會因此而停止。但大門是開著的，達賴什么時候回西藏都歡迎。達賴一旦留居噶倫堡，只不過是一個難民，沒有了政治地位，也不能進行政治活動，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總還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倫堡來。這樣，就逐漸把達賴放在一個極端困難的處境上。尼赫魯總理已經表示印度不能支持西藏搞獨立，美國離得太遠，要支持西藏獨立也搞不成。

經過周總理嚴肅而耐心的工作，達賴的情緒才穩定下來。他對我駐印度大使潘自力說：“這次出來自己沒有拿定主意，是一大缺點。許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講了許多西康的混亂情況，自己曾經發生動搖。自從同周恩來總理談話后，思想穩定了。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藏由自己作出決定。但此次出訪，若在印度出了亂子，印度也負不起責任”。達賴還對周總理說，“過去藏印間在宗教、文化上聯系較密切，而這次來，感到印度方面對他拉的力量很大?！绷硗?，據隨同達賴出訪的阿沛?阿旺晉美私下告訴周總理，達賴曾向其隨行人員傳達他同尼赫魯單獨會見的情況，尼赫魯對達賴說，西藏同中國政府簽訂協議后，應該承認西藏屬于中國，但如果中國方面的措施超出了協議（按指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17條協議）的范圍，而使西藏方面有困難時，印度政府可以給予幫助等等。由于周總理及時親自做工作，不但阻止了達賴第二次背叛祖國流亡印度的企圖，也使中印關系不致因此而蒙上陰影。

西藏叛亂和中印邊界爭端

1959年3月19日夜間，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發動全面武裝叛亂，被我迅速平定。3月31日達賴帶著一批人進入印度，并于4月18日在印度阿薩姆邦的提斯浦爾發表鼓吹西藏獨立的所謂“達賴喇嘛聲明”。尼赫魯于4月24日親自去印度北部山區穆索里同達賴會商，并多次發表干涉我內政的聲明和講話。黨中央對印度采取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毛主席認為尼赫魯是中間派，不同于右派。他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要肯定他好的一面，批評他壞的一面，應該爭取他，不要把事情做絕。對達賴也要留有余地，爭取他回來。將來他如果想回來，我們還是采取歡迎的態度，但他必須發表聲明，放棄西藏獨立。周總理根據毛主席這一指示精神親自抓報刊評論的工作，成立了一個國際問題宣傳小組。新華社3月19日發表了達賴在離開拉薩前給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3封親筆信，據此認為達賴是被劫持的（但事隔20年后，達賴在1979年向印度報界聲稱，他當時寫這3封信是出走前為穩住中央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對印度干涉中國內政，為了顧全中印友好的大局，中國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開始時并未公開指責印度當局。經周總理審定于4月15日發表的《人民日報》觀察家評論《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系受到損害》，只講了帝國主義和印度非官方攻擊我平叛的言論，還對尼赫魯演說中提到“不可讓中印關系惡化”，表示了歡迎。4月18日周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仍然表示希望中印兩國的友好關系能繼續發展，并沒有對當時印方極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譴責。中國只是在印度方面反華言行充分暴露后，才后發制人，在宣傳上集中進行反擊。5月6日發表了由胡喬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撰寫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文章全篇貫徹維護中印友好的精神，分析了西藏問題和印方態度的背景，充分說理，用詞既尖銳又委婉，注意講究必要的禮貌，掌握分寸，留有余地，盡量爭取尼赫魯同我繼續合作。在撰寫過程中，周總理還特別要求文章在收尾處要引用尼赫魯1954年10月訪華時說過的友好的話。

1959年8月25日，印度在中印邊界東段朗久地方挑起第一次武裝沖突，接著又在10月21日在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裝沖突。面對這種嚴重情況，周總理于11月7日致函尼赫魯總理，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后撤20公里，中印總理在最近期間舉行會談。1960年4月，周總理赴新德里同尼赫魯總理誠懇商談。但中方的真誠努力沒有得到印方的響應。雙方除同意由兩國官員共同審查、核對和研究有關邊界問題的事實材料并向兩國總理提出報告外，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雙方官員從6月至12月進行了三輪會晤后，各自提出了關于中印邊界的報告。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方只在報上發表中印官員報告的摘要，雙方報告的全文，中文本長達584頁，由外交部出版，在內部發行。

為了對中印邊界問題作全面的闡述，根據周總理指示，請胡喬木執筆，寫了1959年12月26日中國外交部給印度駐華大使館的照會。事先喬木同志要外交部就邊界各段提供確切有力的材料。照會就中印邊界是否正式劃定過，中印傳統習慣線在哪里，什么是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的正確途徑等三個問題，充分擺事實，講道理，作富有說服力的敘述。照會公開發表后，阿富汗駐華大使向外交部有關人員表示：他通讀了照會后，認為文字簡潔生動，語氣委婉，把復雜的邊界問題說得又清楚又客觀，這是他看過的最好的外交文件之一。

從1960年起，印度外交部陸續發表白皮書，題為《印度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交換的照會、備忘錄、信件及簽訂的協定》，前后共出版了11冊。每次發表白皮書都引發印度議會和報刊的陣陣反華叫囂。周總理指示外交部也要編相應的文件匯編，以供必要時使用。我們編的文件匯編，由于書的封面是紅色的，我們內部戲稱之為紅皮書。第一冊題目是《中國和印度關于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中印邊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匯編》。當時匯編文件為便于隨時送總理審定，亞洲司在中南海北門國務院臨時借了一小房間。以后陸續編輯共出版了7冊。為了不擴大雙方分歧和爭論，報上只發表一些主要的照會和信件，紅皮書由外交部出版后只在內部發行，這也是周總理為緩和中印間緊張氣氛的一番苦心。

1954年中印協定經兩國政府批準后，有效期定為8年，按規定將于1962年6月3日期滿失效。早在1961年10月，章文晉司長就對我說，總理要外交部就中印協定將期滿一事提出意見。我們提出意見后，總理指示這件事要做到仁至義盡，盡量爭取協定不失效，以利于保持中印友好勢頭。我們按這一精神，于1961年12月3日、1962年3月1日、5月11日由外交部三次照會印度駐華使館，建議兩國政府舉行談判，以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締結一個新的協定來代替原有的協定。印度方面卻無端地把協定同邊界問題聯系起來，說什么只有中國扭轉它過去幾年執行的侵略政策，才能進行談判，再三拒絕了中國的建議。根據事不過三的原則，這個在序言中列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只好到期失效。

隨著中印邊境形勢和兩國關系的日趨緊張，雙方抗議和反抗議、相互指責和辯駁的來往照會大大增加，形成了白熱化的“照會戰”。我方照會在發出前幾乎都由周總理親自過目和最后審定，注意必要的外交語言。而印方來照語氣卻越來越橫蠻無理，出言不遜。有一次周總理在接見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時說，我們的照會在發出前我基本上都是看過的，我不知道尼赫魯總理是否也這樣做。照會中語氣的升級是不利于兩國關系的，希望印方能加以注意。1961年6月，我隨章文晉司長陪同從蒙古路過北京回國的印度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前駐華大使）和印大使帕塔薩拉蒂去上海會見周總理。周總理為恢復中印友好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印方后來也沒有什么反應。印大使于當年7月20日離任回國，從此印方未再派大使。中方整整等了1年，中國駐印大使潘自力也不得不于1962年7月18日離任回國。這時印軍正在西段加勒溫河地區深入我境內建立侵略據點，被我部隊包圍，有被殲滅的危險。尼赫魯在設午宴送別潘自力大使時提出要求，希望我手下留情。潘大使將此情況以特急電報發回來后，我撤消了包圍，避免國境又一次武裝沖突。

中印邊境沖突后妥善處理兩國關系

盡管中國再三退讓，中印邊境的大規模武裝沖突還是在1962年10月20日爆發。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三項建議，要求雙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雙方武裝從這條線各自后撤20公里，脫離接觸；兩國總理再次會談；如印度總理不便來京，中國總理愿意前往新德里。這一建議遭到了印方的拒絕。但中國政府仍于11月21日宣布全線?；?，中國軍隊從12月1日起后撤，并單方面撤到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的20公里以外。這樣中印邊境的局勢才平靜下來。1963年2月28日，中國邊防部隊完成了主動后撤計劃，并宣布釋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軍事人員和歸還所繳獲的武器彈藥。12月3日，周總理在出訪亞非等14國前夕，還特地接見了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班納吉先生，指出：中印邊界的局勢是和緩了，除非有一方破壞邊界現狀，而中國是決不會破壞現狀的。中印兩國關系不應該再惡化下去。照會戰雖然比邊境武裝沖突好，但雙方應該通過照會想辦法尋求一些共同點來促進兩國關系的改善。

中印邊境沖突發生后，周總理于11月15日就中印邊界問題寫信給亞非各國領導人，信后附有我方繪制的地圖5張，參考地圖6張。參考圖一是加爾各答測量總局1862年出版的《英屬印度斯坦北疆圖》，標明中印西段邊界傳統習慣線是沿喀拉昆侖山脈而行的，阿克賽欽地區屬于中國。參考圖二A是印度測量局1917年出版的《西藏及鄰近國家圖》，標明東段傳統習慣線是沿喜馬拉雅山的南麓而行的，而且該線西端的一段還是以明確的國際邊界線標出。參考圖二B是大英百科全書1929年第24卷的插圖，東段也是沿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分界，根本沒有畫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參考圖六是兩張英藏代表1914年在西姆拉會議外，背著中國中央政府非法繪制的麥克馬洪線原圖。根據這兩張原圖，引起1962年邊界沖突的東段扯冬地區明確位于麥線以北，這說明沖突是印方挑起的。這些附圖都是精心挑選，由周總理最后審定的。

1967年6月，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和一名三等秘書擅自闖入北京西郊軍事基地，偷拍軍事設施，從事間諜活動，被當地值勤人員發現，偷拍的膠卷被當場查獲。魯冠南后來書面承認他這樣做是錯誤的。中國政府因而宣布這兩名印度外交官為不受歡迎的人。印方作為報復，也宣布中國駐印使館一等秘書和三等秘書為不受歡迎的人，而且于6月17日縱容暴徒闖入中國使館院內，焚燒中國國旗，搗毀使館辦公樓，燒毀兩輛汽車，將8名中國外交官和工作人員打成重傷。消息傳來后人們十分氣憤，我駐印使館曾來電報認為印驅逐我一秘是升級和不對等的，建議我應再驅逐對方相應外交官。周總理在電報上批示：此議不妥，不能這樣做，如再升級有可能導致兩國中止外交關系。對北京群眾到印度駐華使館門前示威，由于事先作了嚴密防范措施，位于東交民巷的印度使館只是沿街的幾扇窗戶玻璃被打碎，人群未進入使館院內，更沒有發生毆打印使館人員事件。這在當時極左思潮泛濫和情緒激動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盡管如此，周總理對印度使館被砸事件進行了嚴厲批評。亞洲司一名違紀干部后來還受到調離外交部的處理。周總理這種以中印友誼大局為重的寬廣胸懷，充分反映了他政治家的高尚風度。

關于翻譯和出版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所著《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也是周總理親自布置的。馬克斯韋爾在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時是英國《泰晤士報》駐德里特派記者，他精心收集了印度政府的內部材料，客觀敘述和分析了中印邊界問題和沖突的背景，說明沖突是印度推行“前進政策”的結果，印對此負有責任。該書出版后引起很大反響，被認為是可信度很高的權威著作。毛澤東最早從《參考資料》上看到《印度斯坦時報》摘登的該書部分內容，認為很有價值。周總理立即指示外交部組織專人把該書譯出并出版。1970年由柯柏年、章文晉、周南等6位同志合譯，1971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書的譯者用了一個筆名，叫“陸仁”，也就是“六人”的意思。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為了調整被“文化大革命”干擾的對外關系，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各國駐華使節。他對印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拉杰希?米斯拉說：“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印度人民是一個偉大的人民。中印兩國人民總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么吵下去嘛！請問候你們的總統和總理”。印度政府不久即傳來口信：“我們準備開始對話，其目的在于消除籠罩著我們兩個鄰國之間關系的緊張和敵對狀態”。當時一度出現中印關系好轉的征候，我也被從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調回。不料1971年3月發生了東巴基斯坦事件，印度公然干涉巴內政，11月印又對巴發動全面武裝侵略，中印改善關系的進程受此影響而被推遲。12月16日印度軍隊占領東巴首府達卡后，周總理要亞洲司副司長葉成章和我去西花廳起草中國政府聲明，并親自修改，對印度侵略行徑進行譴責。1972年初，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曾寫信給周總理，為其侵巴行徑辯護?？偫懋敃r正忙于接待尼克松總統工作，但仍不忘要外交部對此信研究如何答復。后來因當時印遲遲不撤軍和遺返巴戰俘，拒不執行聯合國有關決議，為主持正義和對印保持壓力而沒有復信。

1974年后周總理長期住院，無法再多過問中印關系，不幸于1976年辭世。當時有許多印度友人來我駐印使館所設靈堂前吊唁，甘地總理也親自來館致哀并留言。不久兩國決定互派大使，結束了長達14年雙方只有代辦的局面。今天中印關系已恢復友好，雙方領導人訪問不斷，兩國邊境已就實際控制地區保持和平和安寧以及采取信任措施達成了協議。中印友好來之不易，我們不能忘記周恩來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重大貢獻。愿他首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準則在世界各國之間得以實現，永放光芒。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